中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才智超然的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有着巨大的贡献。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地位已经相当显赫，但中国的卓越表现还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当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纷纷断流时，中国古代文明依然一浪接着一浪，持续奔腾向前。是怎样的底气与力量推动着中国古代文明跃居世界第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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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高无上、包罗万象
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当从文明的起源这个关键点谈起。学术界关于鉴别文明起源的标准有不同的说法，但主流的认识有三个标准：城址、青铜器、文字。这三个标准中国都具有，而且在早期文明时期（夏商周）已经领先于世界，尤其是青铜器和文字的发展引人注目。虽然西方世界出现青铜器和文字的时间要比中国早，但中国古代青铜器和文字的情状却完全超出了西方的认知，两者不在同一纬度上。西方的青铜器绝大部分是兵器（钺、矛、剑、斧、匕首）、工具（锛、铲、镰、刀、鱼钩、针）、装饰品（耳环、项饰）之类的小件器物，多用于战争、生产和日常生活，只是实用器而已，意义和价值有限。当然中国也有兵器、工具、装饰品之类的实用器，但是更多更重要的是鼎、簋、甗之类的饪食器，觚、爵、尊之类的酒器，盘、匜、鉴之类的水器，这些容器不但是实用器更是礼器。表现在：
1、青铜器成为社稷即国家政权的标志。《左传》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周暴虐，鼎迁于周。”作为青铜器中的核心器物——神圣宗庙里的鼎的存在与消失预示着国家的兴起与衰亡。
2、青铜器是王与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5鼎4簋，士3鼎2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就是列鼎制度。
3、青铜器是礼乐制度的物化。“藏礼于器”，制礼作乐，礼乐制度成为人们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
4、青铜武器是军事指挥权的象征。钺作为一种特定的武器，常常出土于军事指挥官的墓葬。夏商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王”，而王字在中国古文字里的形态就是一把形似斧头的钺。
5、与其他文明古国的青铜器上没有铭文或者只有字数很少的署名不同，有铭文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至少在两万件以上，而且有很多长篇铭文。如记载武王伐商事件的《利簋》，反映王室祭典的《何尊》、有关诸侯分封的《宜侯夨簋》、涉及教育制度的《静簋》、关于籍田礼的《令鼎》、实录土地制度的《九年卫鼎》和《五祀卫鼎》、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有《魯方彝与西周商贾》、讲述册命制度的有《颂鼎》、叙述周王世系和微史家族历史的有《墙盘》等等，内容十分广泛，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一篇铭文抵一篇《尚书》，是研究上古历史的好材料。
正是基于青铜器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普遍做得高大厚重，纹饰秀美，铸造精良。商代最大的鼎是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高1.33米，重875公斤；西周最大的鼎是龙纹五耳鼎，高1.22米，重226公斤；东周的莲鹤方壶造型生动活泼，高1.26米，重64公斤；秦兵马俑遗址出土的铜车马，由3000多个部件组成，其制造可谓精巧绝伦。凡此种种令人肃然起敬，又望而生畏。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铸造技术和审美观念。
总而言之，中国人将原本实用的青铜器做成一种地位至高无上、内容包罗万象的器物，将青铜器的作用和意义发挥到了极致，书写了世界青铜器发展史的新篇章，这是中国留给世界文明最好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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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坚实 影响深远
从中国文明发展史来看，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能持续数千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周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周是最早也是最值得重视的时期。如果只说值得重视的时期，还有秦、汉、唐，但它们都比西周晚；如果只说时间早，比西周早的还有夏代和商代，但西周超越了夏和商。《论语•八佾》有一句话提到孔子对周朝礼制的评价：“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代的礼仪制度是承袭夏、商两代而来，但发展出更为丰富的文化形态，所以孔子表示他遵从周代的礼仪制度，显然西周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距离西周比较近，他可能看到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夏商周的资料，况且他又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对西周的评价应该是可信的。
一百年前，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山王国维先生就十分推崇西周的制度文化，认为商周之际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也就是说，西周的政治与文化变革的程度不仅超过了夏与商，也超过了西周以后秦、汉、隋、唐、元、明、清，是一个最值得也是最需要重视的时期。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明，经过相当漫长的酝酿和形成的过程，到夏商而勃兴，至西周而进一步发扬光大，史云文王受命，武王伐商，周公制礼作乐，成为传统上艳称的盛世。古人说周人尚文，孔子曾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的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可见夏商只是蓬勃兴起，刚刚开始制度文化的建设，到西周才发扬光大，成就了一代盛世。李先生的最后一句话很重要，是西周“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他朝代再重要，也没有西周那样卓绝的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问鼎中原”的故事见于《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管理权的代名词，可见是周人将青铜器象征社稷的意义发挥到了极致。
2、青铜鼎虽然在夏代已经出现了，在商代有了发展，但是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成果都说明了列鼎制度的产生是在西周早中期之交，到西周晚期以后臻于完善。列鼎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严格的区分贵族等级、规范社会秩序的制度已形成。
3、《尚书大传》谈到周公“六年制礼作乐”，可见西周之前没有完善的礼乐制度，是西周初年周公制作的，西周以后的礼乐制度大都遵循周礼。
4、商人的国家形式大概与现代的联邦近似，看似下属的方国却时而附和时而背叛；周人则不同，周王将子嗣派往各地，封建诸侯，造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局面。
5、迄今为止，在夏代青铜器上还没有发现文字。商代青铜器上有文字，但大部分是族徽和日名，属于自名体铭文，内容单一；少量的叙事体铭文也很短，不到50字，意义有限。而西周不同，50字以上的长篇铭文很多，如前所言。
总之，西周在以上五个方面都超越了夏商，树立了榜样，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影响了中国以后数千年的文明史。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世界文明的视野来看，衡量中国古代文明的三个条件，城址、青铜器和文字，在陕西地区表现得最为出色。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西周时期的陕西同样是中国古代文明最耀眼的时期。陕西是“青铜器之乡”，是中国几个出土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更是出土金文最多的省份。宝鸡是陕西出土青铜器和金文最多的地区，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国宝”的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就出在这里，艺术价值最高的100篇金文中的绝大部分也出在这里。文明时代的光芒照耀在文明蓬勃发展的地域，显得分外绚丽夺目。
传世文献资料告诉我们黄帝陵在陕西黄陵，炎帝陵在陕西宝鸡，虽然是传说，也并非子虚乌有。地下出土考古资料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关中地区就有大片的聚落遗址，宝鸡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优越，遗址繁多，胜于丰镐地区。从上世纪50年代半坡遗址的发现到本世纪石峁遗址的发现，出土的实物资料一再地说明陕西的远古文明有着丰厚的底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西周开始，秦朝、西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朝、唐朝都定都于陕西西安，无论是从东西还是南北来的族群，只要聚集到这块神奇的土地，势必兴旺称霸，继往开来，重整文明伟业。可以说从夏代开始，中国四千年的文明史，有一半时间是在陕西运筹帷幄，而最早的西周文明就是在宝鸡发扬光大的。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明聚焦在陕西，陕西古代文明聚焦在宝鸡，陕西是中国的一块神奇土地，宝鸡又是陕西的一块最耀眼的神奇土地。
（作者张懋镕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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